領導干部帶頭上黨課，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時事形勢與政策，是我們黨的一項光榮傳統。延安時期，在抗大教室內，在陜北公學廣場上，在魯藝院子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上講臺、上黨課，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信手拈來的例證、深入淺出的闡釋、高屋建瓴的論斷，為我們黨的事業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有力提高了全黨的組織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有力推動了革命運動與解放事業的深入開展。
擴展知識面和工作視野
為提高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張聞天、陳云等人經常到機關、部隊和學校講課或作政治報告。其中，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的學員們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黨的建設問題》《中國問題》《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等課程。
開國少將傅崇碧回憶：“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其他領導同志常來給我們上課。沒有黑板，用煤灰抹在墻上作黑板；沒有椅子，撿塊石頭作凳子。毛主席親自給我們講課，講軍事辯證法。毛主席講課時沒有椅子，我們就去老鄉家里臨時借把圈椅，搖搖晃晃的。我們讓他講講形勢，他就講。毛主席講課由淺入深，大家都愛聽。”
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明確規定“學校所在地的黨的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必須有計劃地經常地到學校作報告，能夠任課的必須擔任教課”“凡地委及團級以上干部的教育應由中央委員及中央各機關負責同志親身擔任指導”。
這一時期，黨的領導人講授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組織管理、經濟發展、文化藝術、軍事戰略等方面，使黨員干部得以不斷擴展知識面和工作視野。
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等方面的理論，對于黨員干部增強革命信仰、提高政治覺悟具有重要作用。
毛澤東在給抗大學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時，還撰寫了講授提綱《辯證法唯物論》。后來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內容，就取自這一講稿的主要部分。
陳云同志回憶：“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于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黨的建設問題，涉及機構設置、領導工作、干部選舉、干部考核、思想政治建設等方面內容。
中央黨校在瓦窯堡復校后，李維漢主講《黨的建設》、董必武主講《蘇維埃建設》；陳云在抗大講《論干部政策》，強調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第一，了解人；第二，氣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愛護人。
1939年，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進行黨課教育時，通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系統闡明黨性鍛煉與修養的問題，強調“共產黨員的黨性鍛煉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
三是經濟發展問題，包括就中國革命后的經濟問題進行大量探討，并提出新的經濟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還涉及國民經濟各行業的發展形勢、調整經濟結構、加強資源利用等。
四是社會治理問題，包括文藝、教育、衛生、科技等方面的發展。
比如，毛澤東、董必武分別在陜北公學講《中國憲政運動》《正統觀和六法全書的批判》，張聞天在抗大講《中國問題》，鄧穎超在中國女子大學講《婦女運動觀》等。
提高政治素養和業務能力
從延安時期領導干部帶頭上黨課的實際情況來看，有以下幾條經驗和規律：
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當時，我們黨大力提倡理論聯系實際，注重把理論學習與具體斗爭結合起來，使學員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論知識，繼而把理論推向更高層次的實踐應用。
例如，周恩來在題為《第三期抗戰的形勢與前途》的報告中，介紹了國共談判的情況，講述了國民黨統治區廣大民眾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的期盼與向往。
抗大方面還利用在延安召開會議的機會，先后邀請項英、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彭真等各地負責同志到校講黨課，給學員們以生動而又富有實際斗爭經驗的教育。
毛澤東曾深有體會地回憶在抗大講黨課的情形：“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
倡導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時期的黨課教學，常采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促使學員們不斷反思、檢查自身思想和工作的不足之處，以更好地備戰備荒，不斷提高政治素養和工作業務能力。
陳云同志表示：“我們共產黨是一個鄭重的黨。考察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的標志之一，就是看他對自己的缺點、錯誤采取什么態度。如果他敢于正視自己的缺點、錯誤，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那他就是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一位到延安進行深入采訪的美國記者頗有感觸地評價：再沒有什么東西比共產黨干部學校“更獨創、更實際、更沒有教條主義、更沒有門戶之見”的。
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毛澤東在講“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時，伸出一個指頭去戳一塊木板，木板沒有變化；又拿出一根錐子去扎木板，一會兒就扎透了。他說：打仗也是這樣，我們的力量越大越好，和敵人的接觸面越小越好，這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
作家蕭三回憶，毛主席的報告、演說、講話，“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于幽默、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深刻”。
來源：解放日報